【摘要10.15.2010聯合報╱詹偉雄】江蕙演唱會萬人空巷，這景況驚訝了江蕙歌迷自身，原來─「我們」有這麼多人！
當流行音樂「流行」起來，它就不再只是「音樂」而已，因為萬千樂迷於其中注入了「認同」，他們把歌曲、表演者、其他樂迷和自己「同一」了起來；
藝人的生命傳記在此與特定歌曲結合，在歌迷心中「再現」為其己身命運的縮影（例如〈酒後的心聲〉=江蕙=苦酌孤獨的我）。音樂的這種內在認同力量，來自「音樂聆聽」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過程。
我們把音符吸收到自己生命中，把旋律記憶到自己的身體裡，歌手的吟唱表達出我們難以言詮的處境和情感，甚而據此「建構」了我們自身的傳記。參與江蕙現場演唱會，因而就不只是一場尋常的活動，而是共同咀嚼「我們的傳記」的一場神聖儀式。
1984年的〈惜別的海岸〉使江蕙成為家喻戶曉的美聲歌手，這首歌描繪一個因環境阻隔而無法繼續戀曲的愛情故事，因緣際會地與江蕙飄零走唱的身世結合，也讓「與環境拚搏的女性」此一意象成為日後江蕙歌集的隱喻母體。
1992〈酒後的心聲〉奠定天后地位，2001年《再相會》專輯中的〈家後〉，以對「台灣女人」幽微身世的歌頌，更幾乎成為台灣卡拉OK中的另類聖歌。江蕙的歌唱生涯這廿幾年，她的歌濃縮且凝聚的，是一群具有命運共同感的特定整體（姑且稱之為「江蕙世代」）。
生活在同一時空中的人們，固然容易擁有相近的氣質和秉性，但最早研究「世代」的德國社會學家Manheimn指出：這群人不僅生存於同一時空，而還要能參與了動盪社會與時代中具特色的社會與知識潮流，並且積極地或消極地體驗了這種新命運。
江蕙歌曲所召喚的台灣女性，至少有兩種，一類是「台灣中小企業主的妻子」，在台灣經濟起飛過程中，遊走家計和企業活動間，打造了企業與家庭的成長，而原本沒有「女權」的少女，在為人母（成為「娘」）後獲得「母權」的特殊成長經驗中，也得到了某種自我的啟蒙。
另一類，則是在這段歲月中，擺脫對男性的經濟依賴，獲得自身的經濟自主權力以及自我肯證信心者，但在這個群體中，她們往往經歷刻骨銘心的情感傷痛，但終究，經濟自主的結果使她們得以擺脫宿命，這使她們面對過往之時，奮鬥感與滄桑感交織並存。
1981年，台灣社會的男、女勞動參與率分別是百分之76.8與38.8，但到了今年八月數字分別為66.6與50.5；女性就業人口的大幅增加與男性參與率劇降，代表著許多家庭中產生了兩性權力關係的新糾葛（台灣離婚率由20年前的百分之2.4升高到去年的6.9或是例證）。
在這樣的時代變局中，每一刻都必須「活在當前」的台灣女人，於生命中自江蕙的歌曲中尋找撫慰、溫暖甚至奮鬥的傳記指引，而最終在一場自我肯證的偌大儀式中淚流滿襟。音樂，也是一種組織我們「時間感受」的特殊文化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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