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交評論2
【摘要1.4.2010自由 鄒景雯／專訪】記者問：美國「外交事務」（Foreign Affairs）刊登季禮，指台灣走向「芬蘭化」文章，本報在上週三專訪馬總統時有所詢問，他認為，這只是個人意見，且非美國政府政策，不必過度重視，你以為然否？
林正義：「外交事務」是一個具重要性、有影響力的期刊，他的文章會讓美國關心外交事務的人，去注意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發展，我想他代表著一部分美國學者專家意見，可能不是政府政策，可能也不是全部美國主流觀點，但終究兩岸關係從去年開始有比較大的變化，已有很多美國學者注意到這個變化。
林：這個變化是巨大的，2008年五月至今，我們所面對中國本身並沒有太大改變。台灣的新執政團隊表面上只要有經濟利益，希望把政治議題往後移，第二任再做處理，不過這種想法與時間表，並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操控的，畢竟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。
在這個「經濟整合」的過程，毫無疑問其速度愈快，就會愈快面臨到北京要求和平協議、政治統合、甚至統一的壓力。我們看到許多從中國大陸來的人士，他們都在談和平協議，在台灣一些大學裡面，也開始有統合研究中心。
但我們卻是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因為政黨輪替就做了很大的改變，內部的一些人認為速度過快，導致都沒有真正冷靜來思索，我們與中國達成的十二項協議，有沒有哪些台灣的期待在協商中落空？
問：但是馬總統會認為要連任就要作出政績，簽署ＥＣＦＡ有助於提振經濟榮景，當然要趕快做，你怎麼看？
林：經濟與政治是有相當連結的，無法全然分開。馬政府假如還有第二任的話，那麼他在一開始應該讓中國知道，任何的協議要有台灣的國會、民意為依歸，但這個談判團隊，相當程度並沒有發揮台灣民主的優勢，馬總統也沒有充分運用台灣的反對黨，做為與中國談判及簽署協議的籌碼。
就速度而言，馬政府上任至今已簽十二項協議，尤其不到一年就有九項協議，相當的快，更何況它是在台灣內部沒有大辯論之下完成的，基本上是在國會掌握四分之三，以致非常有自信的情況之下，做了很多他認為應該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卻帶來台灣內部以及美國一些學者，注意這些協議的量變會帶來質變。
林：美國牛肉是一個「經貿問題」，不必去扯到軍售與簽證，沒有美國牛肉事件，這些議題本來就不容易，例如免簽證必須達到3％以下的拒絕率，我們現在有五點多％、近六％的拒絕率。軍售問題更有高度的複雜性，不只是兩岸關係的改善，歐巴馬有柯林頓政府任內相同一批的執政官員，例如坎伯當年即主張要多一點軟體，而不是武器硬體的銷售，現在當然也會有類似思考。
政府的談判，有對外與對內兩個不同層次的戰線，這兩個戰場有時候可以交叉運用來增加自己籌碼，爭取到最有利於本身的協議結果。如果政府認為立法院絕大多數是同黨的委員，不至於杯葛，加上美國這個問題非常重要，要把美國牛肉與其他議題掛勾，於是在讓步、交換中達成協議。
政府與美國、中國談協議現在面臨到同樣的問題，國內有反對，立法院有不同的聲音，而政府沒有充分去運用國內不同的聲音，這整個心態必須做調整。
從美國的角度，當然會認為一個掌握四分之三國會的政府，黨政軍幾乎都集中在總統身上，會驚訝一個由談判代表簽字的協議，在台灣會面臨到這種結果，進一步質疑談判代表的可信度與執政團隊的治理能力。不過最重要的是，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，立法院會有此反應，這是任何一個先進民主國家都會有的正常現象。
美國參議院針對多少美國總統所簽訂或承諾的政策予以反對，或者由參院附加條件，在尚未批准之前，先就同意的部分去執行。這種情況很多，因此國會當然有批准的權力。
另外一個問題是，台美間的協議，台灣與中國間的協議，執政黨一開始就沒有做好一個立法院監督的機制，假使願意透過立法院來把關的話，或許路徑會比較長一點，不過這會增加台灣在議價上很多的籌碼，因此立法院審查對外協議的角色，必須要有更加建制化的發展。
問：即使執政黨願意加強國會的功能，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場，仍會擔心在一黨獨大現況下黨意貫徹的問題，你的看法如何？
林：如果是重大的議題，例如兩岸之間的和平協議，除了立法院的審查之外，必須公民複決，這才能真正體現到兩岸之間的協議必須由台灣人民同意。假如重大協議的簽署，執政黨沒有堅持這一點的話，對台灣會有很不利的影響。
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曹興誠的兩岸和平共處法，或是2005年連宋去中國後親民黨提出的和平促進法，他們甚至都認為應該經過「公民投票」的過程。「和平協議」不僅是重大問題，更可能包括現狀的改變。
過去在野的國民黨批評民進黨是「漸進的獨立」，現在的民進黨沒有使用「漸進的統一」這個字眼，不過實際上反映出來的，如果過去台灣被稱為漸進的獨立，現在就是漸進的統一。「現狀」不可能是一個靜態的，多年來，民調反映表現上台灣人民都支持現狀，不過他們所支持的現狀是有很大的改變。這也包括六十萬中國觀光客來到台灣，台海之間在很短的時間有十二項協議。
執政的馬總統必須讓北京知道，他所要支撐的是台灣民主的制度，一是國會，二是重大決議必須經過公民投票，這是台灣最後的一個保障。
問：你對馬總統有何建議？他要怎麼做才能讓這個國家行進得更穩健？
林：有一句話，立志為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，由不得我。同樣的，台灣要更好，這是我們大家一致希望的，不過真正做出來的卻不見得。對一個決策者來講，我相信馬總統有意願要做一個好總統，但是做出來的往往不見得是由得了他。
在友日親美的戰略下，卻發生「齋藤去職」、「美牛事件」，更何況胡錦濤在其卸任前有對台使命，在ＥＣＦＡ之後要建構兩岸政治的框架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他必須廣納台灣內部的人才，任何一個執政的團隊不能只靠自己的支持者，另外一半的人則站在反對的角度。假如其決策方式無法去廣納不同思考者，他一定要在自己所相信的團隊裡面，儘量避免決策時的集體迷思，指定專人扮演唱反調的角色，要多相信對外協商時行政、立法分權的雙重保障機制。
民進黨表面上與國民黨有競爭關係，但是台灣內部這種反對的聲音如何轉化為對外協商時的籌碼，這個部分執政者到目前為止根本沒有去細想到。貶抑反對陣營、忽視不同聲音，同質性的小圈子決策，是他的困境所在。
兩岸談判 無需政治互信前提【董立文 中國時報2010.01.04摘要】2010年中國對台政策的主旋律是「政治互信」，於是從胡錦濤以降，包括賈慶林、王毅及中國對台系統智囊幕僚等人，紛紛鼓吹政治互信，似乎「建立政治互信」是2010年兩岸關係最重要的事情。但是，兩岸談判需要政治互信，恐怕是台灣最大的盲點及中國最高明的談判策略。
第一，要求建立「政治互信」是一種談判策略，先說先贏，一方先表達對對方的不信任後，另一方就要做一些讓對方能信任的事情。其實從兩岸實力、過去的歷史紀錄、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而言，中國比台灣更不值得信任。
第二，北京得寸進尺，建立政治互信既是兩岸談判的基礎又是兩岸談判的框架，儼然成為另一個「一中原則」，但這麼做並不利於兩岸談判，對台灣設立這麼多條條框框，究其目的不在於獲得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談判結果，而在於決勝負的綁死台灣。
揆諸中國的對外談判歷史，無須政治互信而能談判成功的例子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70年代的中、美關係正常化與80年代的中、蘇關係正常化，當時的毛澤東與尼克森之間、鄧小平與戈巴契夫之間哪有什麼互信？哪需要什麼互信？只要「利益」有交集，而又能顧及北京的「面子」談判就能成功。至於政治互信，是談判成功以後的事情了。（作者為台灣智庫諮詢委員）
李鈞震：
1. 從中國的「權貴階級」經常不遵守憲法、侵害人權、打壓知識分子，因此就可以知道，中共政權是「不講信用的」。那麼是不是所有的國家，跟中國有利益交換，就可以和平共存呢？並不是。
2. 西藏、新疆、印度、越南根本沒有辦法跟中國政權和平共存，中國文化的主流是「以大欺小」，要能夠跟它和平共存的最基本條件，是國家實力要相當，或者是比中共強，因此美國、蘇聯、日本可以跟中國透過「利益交換」而和平共存。
3. 至於國力比中國弱小的國家，中國一定是想辦法吞吃，從來沒有想要和平共存的意思；中國只要航空母艦製造完成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一定會漸進地被中國併吞，因為「以大欺小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。
4. 聯合國憲章、《世界人權宣言》、《憲法》，這些都是中國用來欺壓別人的工具，都是談判的手段，中國從來沒有想要遵守，中國所有的「權貴階級」也沒有一個人有能力去遵守。
5. 中國會跟許多國家簽各種協議，只要那是弱國，那麼這些國家就一定逐步被中國吞吃，非洲的許多國家就是如此；中國從來沒有想要跟哪一個國家和平共存，和平都是暫時的。只要中國的武力、經濟超過俄國、日本，中國就會想辦法併吞俄國、日本。
6. 中國官方估計，中國在2030年以後，實力有可能超過美國，如果真的如此，到時候中國會不會想要併吞美國？一定會，不可能例外。
7. 能夠阻止中國「以大欺小」，只有一個辦法，自己在「政治、學術」的力量超過中國，然後等著「暴政必亡」這句道理的實現。
8. 中國表面上是共產社會主義國家，實際上的社會結構，卻完全是傳統古代的封建國家，政治權力由少數權貴所把持，沒有言論自由的空間、也沒有社會理性辯論的機會，官方的高層就決定了一切。中國正走向，馬克斯預言「階級革命」的時代。
9. 國民黨權貴，其實非常不習慣現代的民主政治，比較習慣獨裁者威權統治的社會氣氛，在那樣的社會結構當中，國民黨權貴是貴族，享有社會崇高的社會地位與光環，但是沒有人可以要求他或指責他，只能一眛地對他歌功頌德。
10. 現在到哪一個地方還能享受這種「感覺」呢？只有在中國的「權貴圈」，還有這種感覺、Feel，所以，國民黨的「權貴階級」非常喜歡共產黨「權貴階級」的氣氛，沒有人可以否認！
11. 台灣與中國簽ECFA會不會有負面的作用？造成台灣失業率降不下來，國民的實質薪資升不上去？很有可能，等負面的作用發生了以後，再想辦法解決，多數人都是「見到棺材才會掉淚」的；短時間內中國還不太可能用武力犯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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