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陳昭如 中國時報2010.03.21 摘要】 一個曾經「刑求逼供」的警察老郭，因追查一件吸毒致死的案件，而揭開歷史傷口，向刑求被害者的女兒自白「當年的罪過」。這是鄭文堂的《眼淚》一片敘說的故事，而《眼淚》為轉型正義實踐的開啟新的階段。
這是一個關於加害者、而不是政治受難者的故事。1996年萬仁的《超級大國民》是台灣電影史上的轉型正義經典之作，已過世的演員林楊，飾演經歷多年牢獄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，出獄後執意尋找昔日難友的葬身之地，他身處解嚴後的台灣社會，卻生活在戒嚴的過去之中。
近二十多年來相關口述歷史、影像紀錄與檔案的開放，確實豐富呈現了被壓迫者多樣的面貌。然而，加害者的形貌始終模糊不清。我所指的不只是發號施令的統治者，而且是進行逮捕、搜索、刑求、做成判決、執行懲罰的行為者。
追究，並不只是為了實現受難者的正義。如果對於受難者而言，「過去」意味著被壓迫的苦痛；對於加害者而言，那曾經參與暴行的過去，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？
《眼淚》嘗試回答這個不被提起的問題。原來，「過去」不僅桎梏了受難者的人生，也囚禁了加害者的靈魂。背負著罪惡秘密的警察，以「照顧」來贖罪：他到安養院當義工，照顧刑求受害者中風臥床的妻子；到檳榔攤買檳榔、處理挑釁事端，來照顧刑求受害者的女兒。
因為秘密仍躲藏在黑暗的過去中，這些贖罪之舉換不來「赦免」，最終，他必須向受害者的女兒坦白罪刑，尋求靈魂的解脫。對於受害者而言，「沒有真相，如何原諒？」；對於加害者而言，「沒有真相，何來赦免？」
作為秘密的「真相」何其痛苦，而「揭露真相」不止撫慰了受害者及其親人，也解放了加害者。因此，追究真相、釐清責任不是報復，而是贖罪與和解的開始。這對受害者與加害者而言同樣重要。
《眼淚》也是一個關於被害者「家屬」的故事。在《超級大國民》中，蘇明明所飾的受難者女兒是無聲的存在，只在片尾時對她的受難者父親提出了抗議。歷來的政治受難故事中，家屬的傷痛是受難者苦難的證據，探究家屬的經驗是為了瞭解受難者，而非家屬自己。
相反地，《眼淚》中刑求被害者面貌十分模糊，但他的女兒（檳榔西施小雯）則異常鮮明。小雯有自己生命故事，生活中的一些男性，並未將她們當成自主工作者，而是準備伺機獵取強佔的女體：飆車族強迫她吃藥、貶抑她；卡車司機強拉和她一起工作的萱萱上車；警察的兄弟言談，盡是男人對女人的性攻佔、吸毒女人的放浪。
她所生活的世界中有壓迫，有抵抗，也有姊妹情誼：她不屑回應警察的盤查，因父親的遭遇與母親的受苦，痛恨警察大聲斥罵；她從卡車司機的手上救回萱萱；她為了追究真相去找老郭，在老郭的犯罪者自白後憤而動手復仇，最後她向母親說：「爸不是很壞的壞人，老郭也不是很壞的警察」。
在這裡，小雯的苦難不是附屬的，而是自己的；她流淚，控訴，追究，並且原諒。 更引人深思的是，十餘年前的老郭用刑求找人頂罪。十餘年後，他反抗了上面，要他不要再繼續追究吸毒致死案的指示，這次他沒有刑求，而是私調通聯記錄、將陪同嫌疑人純純的律師趕出去。
迫使他不擇手段的，不是上面的命令，而是對真相的渴望。為了追求真相，我們能作什麼、該作什麼？而加害者也不只一個，不只一種。許多加害者並不曾面對那不願面對的真相，或根本不認為自己曾犯下罪行，這包括那些發號施令者。
老郭說，因為上頭下令要限期破案，只好找個吸毒的人犯來擔罪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老郭是制度下的加害者，也是被害者。
無能或不願抗拒命令的人們，背負著罪過，那發號施令的人呢？「上面」是誰？這是電影的留白，也是歷史的空白。因為空白，所以沒有真相。而在真相未明之前，被害者的原諒與加害者的救贖，都不可能發生。（作者為台灣民間真相及和解促進會理事，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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