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3.10.2010陳永峰 蘋果】日本民主黨政權發足以來，雖然已歷半載，不過政治過程的混亂依舊。
日本政治學界，把「意識形態政治過程」稱作「大政治」，例如外交、國防、憲法問題；而把「政策政治過程」稱為「小政治」，例如社會保障、社會安全等有關「富」的再分配的社會基礎建設。
在台灣，我們一向習慣用大政治解決小政治；不過，戰後日本卻一貫地擱置大政治，只用小政治。大政治通常必須藉由政治人物透過政治理念來驅動；小政治則必須藉由常任文官透過專業學能方能實現。
戰後的日本，因為敗戰，被排山倒海而來的虛脫感所淹沒。但是，被稱為戰後日本最頂級頭腦的高坂正堯，在他的代表作之一《一億的日本人》中，寫下了這樣的開頭：「日本人，以令人震驚的速度，開始思考著未來……」。日本社會從虛脫即刻轉向全面復興。
如此樂觀的氣氛，令人驚訝。當時的日本存在著「追歐趕美」的共同目標，而追求此一國民目標，無疑成為樂觀氣氛的來源以及自民黨政權存在的最主要理由。在這一點上，自民黨沒留下任何遺憾，完美達成。但是，後來卻成了問題。
問題的表面化出現在80年代後半，長期對於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放置，經濟發展以外的國家戰略目標從未認真構築，使得日本社會再度陷入空虛。目標達成後的喪失感瀰漫，卻又找不到新的願景。
另一個支撐自民黨政權基礎的要素為菁英型官僚制度的存在。明治以來，即已定型化的好學、勤勉、誠實、有能的官僚印象，使得日本官僚體系在國民間長期保有高度的信賴與聲望。自民黨長期政權與官僚體系的合作共生關係的文化因素，也可以說即是根基於此。
一方面，自民黨信賴官僚的行政能力，在政策制定與執行等政治運營的過程中委予諸多法外權力。而共生關係的另一面則為官僚透過公預算的規劃與執行，為自民黨議員優先進行對特定選區或特定團體的「利益誘導」。但是，此一要素因為90年代一連串的官僚醜聞及政策失敗而嚴重動搖。
由於日本官僚體系長期以來在社會、國民間保有的正面印象過於強烈，因此醜聞腐敗等事件一經揭發，總會激起國民強烈的不滿，連帶使得日本政治陷入空前的混亂。22年來消耗了14名首相，而2009年秋天的選舉結果，正是代表著這一段長期政的終結。但，並不是出口。
長期擱置大政治的後果，歷史正在連本帶利的要回去。眼前，無力解決沖繩美軍基地的移轉問題，只不過是其中一例。
而台灣的情況正好相反，執著於大政治的台灣，顯然無力解決小政治的經濟、社會問題。看到馬英九帶著一批不是政務官的政務官們，賣力地推銷ECFA的景象，總是不自覺地意識到舞台的背後，另一批等著目送自己老闆下台的常任文官們的訕笑。【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、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】
李鈞震：
1、 日本的維新運動，只做半套，吸收西方的基督教、希臘哲學的根基不夠深厚，使得日本國民的精神思想僵化，不夠多元，造成日本持續進步、提升的力道不夠。日本需要思想放假。
2、 台灣的根基比日本更不夠，沒有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為基礎，民主發展自然顛簸。百姓要具備完整的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好學的生活習慣，所需要的教育投資，比設科學園區還要大得多。
3、 台灣多數的文官、大學教授、老師，仍然習慣服務獨裁者那一套思想慣性。制度民主化，思想慣性卻改不過來，導致社會與心理上的衝突。
4、 台灣的政治人物，知識水準太差，沒有思想縝密的大師。因此社會大眾的思考邏輯粗糙，眼光與心胸都太過狹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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